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欧美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得到了空前的高速发展,城市空间肆意扩展蔓延,工矿生产与加工形态无所不在,尤其是后工业时代城市的人口、能源、交通、通讯及整体生态环境的重重压力与恶性发展趋向,使得自然生态、动植物群类的多样性和人类千古历史文化类型的丰富与完整性遭到了触目惊心的毁灭性破坏,从而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可持续性的延展。
这种情况的公共园地,在国内不在少数,恕不枚举,况且许多著名媒体已有曝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严重缺乏对人文情感和社会历史的深切关怀,也无视自然生态与人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使得除其商业买卖似的“经营项目”之外,缺乏对人性(感情、意志、审美和创造)的真诚与关照,因而在公园规划上的肤浅、景观形态上的粗俗、工程质量上的草率和艺术创作上的因袭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一处城市公园的内在品位恰恰见诸于蕴含在景观特色之中的、关于人的“事”与“情”的表述——具体形态塑造的品格(品质)及其精神意味,这就是在公共文化领域中提倡弘扬和尊重人类的历史与经验。“归根到底,任何信念或价值观,不论是哲学的、宗教的、道德的、科学的或者审美的,除了人类经验以外,没有别的来源;不论你怎样玩弄词句都不能给这些信念或价值观以独立于人类经验的权威性”(《西方人文主义传统》,阿论·布洛克)。当然,这并非简单地引向“人类中心论”。
公园的品位,正是其景观的组构形式和精神内涵的永久魅力之所在。它的形成,一方面是尽可能合理利用公园所在地的自然生态(如地形、地貌、地质及地表植物、水系与周围环境元素),营造出维护自然自身存在和过程化的景观空间,另一方面塑造和累积人类文化与自然生态交互作用而形成的“镶嵌体”——人化的自然(或谓自然的人化),以期在协调与整合不同时空及尺度上的自然生态圈与人类文化生态圈之相互关系上,显示出高度的合理性和情感智慧上的创造性。尤其是在一些具有一定历史的公园的改造和较大规模的新建过程中,为增进公园的人文内涵与艺术品位,通过整体的规划和认真筛选,设立一些具有公共精神和时代审美意义的公共建筑景观和公共艺术作品(诸如系列雕塑、水体、壁画、地景设计,永久性或短期陈设的装置艺术品和建筑小品等),并予以恒常的制度化管理与呵护,使市民在自然和艺术中得到修养和陶冶。在这方面欧美诸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的有关成就和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二十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许多国家和地区,力主使艺术家和景观设计师参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改造和重建工程,逐渐的从艺术界到市政规划部门及广大市民阶层- -认识到公园艺术与广场和街道的公共艺术景观一样,不再仅仅作为建筑和环境的装饰或点缀来对待,而作为公共文化及社区整体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塑造和延续。当代欧美和日本的造园中明显做法是艺术造园与精心绿化并行,并强调为特定的公园环境及主题而设计公共艺术作品,主张作品风格语言的多元化,强调自身文化个性与国际视野的同在;同时,要求公共艺术必须与公园的整个环境、周边的建筑形态及地缘历史背景对话。以免“见物不见人”的堆砌。
比如日本,在近现代的城市化过程中便十分注重公园的营造与管理。众所周知,仅在日本京都至今尚有上千家大大小小的开放性寺院和公共园林。以禅文化景观著称的京都龙安寺、清水寺、西芳寺等传统庭院式公园早已成为该城市的象征和荣耀。在仙台市也有两百余家大小公园,平均每位市民享有4-13平方米的公园面积,有森林之都的美名,其间积累了大量的公共艺术作品,渐成“仙台模式”,推动着社区文化和城市整体环境的优化。另就日本东京的日比谷公园而言,涉足可见日式庭院景观的“心字湖”,江户时代留下的古拙的城墙,在大片的花、灌木和丛林中树立着诸如北欧国家合赠的石刻艺术“北极船路开设碑”、麦克罗尼西亚市长赠与的原始通货货币石雕,及其本国姐妹公园赠送的古坟时代的“埴轮”(泥塑人像)等多种公共艺术品,设有大型的露天阶梯形音乐广场、舞台、球场,并保持了公园的原有格局与历史性建筑体,使得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休闲与健身得到了有机的融合。在其造园的风格韵味上,东西兼容、古今并举而自成一体。更有多处类似其神奈川县箱根雕塑森林公园那样一批养护自然生态并累积世界艺术精品的主题公园。反观之下,中国的公园规划与管理面临着颇多问题:当下中国尚处于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形态的并存阶段,在经济、教育和机制改革滞后的实态下,城市人口膨胀,市民的户外健身与交往空间奇缺,公共福利事业之财力有限,整体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环境显见脆弱。在此宏观背景下,公园的机能与方向尤需深思。并且,在欧美文化风行,民族及乡土文化深受冲击之下,中国的公园文化应具何等抱负与对策去面向当代和未来,值得今人关切。
毋须讳言,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许多公园的现状常令人啼笑皆非。首先由于他们大都把公园的运作简单地停留在农耕时代的农家园林的观念和方法上,仅作为一种独立而单纯的廻游空间,没有主动作为城市与大地生态环境综合构筑体来对待。这样,既难以起到促使市民身心再生、维护自然生态的多样与平衡之根本机能作用,也很少在高效利用土地的同时,把公园作为民族文化艺术与地方精神的体验与保存空间,使之成为维系居民情感和表述一方文脉的公共家园。如北京城东的朝阳公园,其造园规模约5000余亩,并称北京城最大的,欲为“世界上一流的现代化主题公园”。目前己建景区达2500余亩,但放眼望去,竟遍布着诸如“豪华碰碰车”、“豪华转马”、“超级飞船”、“超级秋千”、“飞碟车”及“阿波罗船”之类的“玩艺儿”,占地和分布面积极大,其形式和名目皆出于商业利益的驱动,加上园内因遍布商业销售点和广告牌使得原来在规划、设计和工程质量上有失水准的园区景观,更显混乱和粗俗。其间的许多灯饰、垃圾箱、座椅及地面材料的铺装造形和工艺水平均显得纷杂和粗陋,园中惟一的雕塑艺术景观“世纪之门”竟是直接抄袭日本东京都厅大厦前的“水的圣殿”(关根伸夫原作)的造型,实在有违艺术的原创性原则。这无疑是对资产、土地资料和自身文化创造力的浪费和无视。这样既无按传承中国造园文化中诗情画意、陶冶心智的传统,更难以国际视野对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作双重的关怀与贡献。感慨之余,指望我国当代公园的景观模式与文化品位得到真正的提升,无愧于时代的重托,并在世界当代公园文化中拥有一席之地。